8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指挥下，以非凡的智慧和勇气，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克服史无前例的艰难困苦，撤出江西赣南红色根据地，血染湘江水，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转战乌蒙山，血拼嘉陵江，征服空气稀薄的冰山雪岭，穿越渺无人烟的沼泽草地，击退上百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纵横十余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终于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的胜利鼓舞了中国抗日救国的斗志和信心，保存和锻炼了革命力量，开创了中国革命发展新局面。
　　1934年，由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当时的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率领中央红军退出江西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连同后勤机关人员8万多人，从福建的长汀、宁化和江西的瑞金、雩都等地出发向西突围，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以博古为首的中央领导人，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后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使红军损失惨重，单是湘江之战，为掩护中央领导机关和其他部队成功渡过湘江，担任全军殿后任务的红5军34师500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只有100团团长韩伟纵身跳崖，被上山采药的土郎中救活。这是我军历史上首次整师整团地遭受损失。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机关人员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
　　湘江战役，让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深刻认识到，只要博古、李德仍然掌握军权，错误指挥就很难避免，党和红军随时都可能陷入灭顶之灾。1934年12月12日，中央在湖南通道县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建议中央放弃北上同贺龙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向西前进，到敌军薄弱的贵州方向去开辟新的根据地。参加会议的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同志赞成和支持毛泽东提出的方针，这是历史上有名的“通道转兵”，确立了毛泽东提出的战略思想，也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会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推进，连夺锦屏等7座县城，并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着重讨论了军事问题，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后，为了改变红军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中央红军在云贵高原开展了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大雪山，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并于当年11月初在陕西甘泉县同徐海东、程子华、刘志丹率领的红十军团会师。
　　在长征中，红军广大指战员在极端艰难的条件下，毫不动摇地保持着革命必胜的信念，以惊人的智慧和毅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重兵追堵，经历流血和死亡的威胁，克服雪山草地的艰险，饱受饥寒伤病的折磨，战胜党内分裂的危机，用一年多时间，用双脚跋涉二万五千里，纵横十一个省，终于实现了战略大转移。这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长征的胜利，是一曲响彻云霄、惊天动地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凯歌。长征中，广大红军指战员所表现出来的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必胜的信念、艰苦奋斗的精神，以及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构成了伟大的长征精神，成为激励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继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